Yin Chiang 江瀅
Yin Chiang 江瀅

鋼琴家 江瀅 台灣古典音樂網專訪

訪問者:台灣古典音樂網專訪小組 (簡稱Q)
受訪者:鋼琴家 江瀅(簡稱 江)
曲目:布列茲 偶然發生的樂句


Q:您的經歷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新音樂方面,想請問:您在學習新音樂的過程中, 有沒有遇過什麼困難?練習新音樂的作品和其他時代作品有什麼不同?演奏新音樂有沒有什麼訣竅?

江:其實所謂新音樂基本上是古典音樂發展的延伸,由於歷史是由後人給予過去的時間,根據其藝術文化風格下定義;而二十世紀的古典音樂,自從十二音列的發展,調式系統的解體,在人類還未能給予時代訂下名稱時,我們統稱之為新音樂。在練習方面,不論在音樂或技術方面遇到的困難,與在面對其他樂派作曲家的音樂時,是完全相同的。最大的不同是,這些新音樂都不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音樂,其他樂派的作品, 你可能在還沒練習時,已經聽過數千次了,耳朵及頭腦大概都知道最後曲子完成的風貌;但是練習新音樂,就像在走迷宮一般,你手上沒有地圖,所以得花較長的時 間,陪著曲子成長,給予它生命。唯一的優勢,是在音樂處理上的難題, 可以很快且直接地找到作曲家詢問,或是從其他與其工作過的演奏家中,取得間接的二手資料。


Q:您在廣泛接觸新音樂作曲家後,有沒有較偏愛的作曲家? (若現在還在世的)是否從這些作曲大師們學習或觀察到什麼,可分享給學習者嗎?

江:我特別喜歡 Luciano Berio (1925‐2003 義大利), Gyorgy Ligeti(1923‐2006 匈牙利), Gyorgy Kurtag(*1926 匈牙利)及Marco Stroppa (*1959 義大利) 的作品。 我從這些作曲家們的身上,看到他們對人性深刻情感的捕捉, 以及他們對待音樂時嚴肅與認真的態度。當然一位出色的藝術家,最重要的是要擁有無窮的想像及創造力, 以及其作品與自然和人類達到最美的協調。我覺得要在這制度化的功利現實主義中,依然能保持對音樂的執著與純真,應該是值得我們共同努力學習的方向。


Q:您曾在奧地利和德國學習, 帶給你什麼不同感受?

江:這兩個國家的學習情況完全不同。德國是個工業化國家,特別注重制度及效率。 一般人高中畢業後,就已準備職業導向,所以念大學並不是所有人的目標。他們的職校、專校、大學、音樂院及藝術學院都是同等的。在學習方面,教授期盼的是你主動求知,自己作學問,他們給予意見與方向,並尊重你的個人思想,把你當作成熟的音樂家看待。奧地利則是個非常維護傳統文化的國家,音樂院中強調的是德奧音樂傳統的延續,尤其正確音樂風格的養成,需要靠時間的洗練。這就是為何一般人在奧國求學,需要花更多的時間;尤其以東方人來說,要能深入西方文化的精 髓,就如同毛毛蟲得經過結蛹的漫長時間,才能蛻變成美麗的蝴蝶。沒有經過這個過程,你的音樂語言是不標準純正的,像是帶有外國腔的中文。這情況若在英美, 會是一種個人特色,但在奧地利是不會被接受的。


Q:Pierre‐Laurent Aimard教授是德國推廣新音樂作品的巨頭之一,他個人有什麼特色?取得新音樂文憑的考試內容有?入學考較難還是畢業考?

江:Pierre‐Laurent Aimard 是我碰到在教學及演奏方面都極為聰明的音樂家, 我很幸運能在科隆音樂院與他學習,他的學生永遠維持在五人以內,完全因材施教。他可以很快的看到學生問題所在, 是位很有教學效率的老師, 他個人的博學多聞和豐富的人生閱歷,是讓我最為欽佩的一點。取得新音樂文憑的考試,就是整場現代音樂的音樂會。至於考試的難度,這是很主觀的問題,入學考要求的是一般古典的曲目及ㄧ首現代作品,至於個人音樂的造詣, 教授們很容易就能夠做出判斷。


Q:覺得歐洲的古典音樂市場仍然蓬勃嗎?

江:說實話,我覺得歐洲的古典音樂市場從來就沒有蓬勃過!古典音樂一直屬於社會歷史中的精英教育,它的市場永遠比不上流行音樂的市場,但是它是寫入文化歷史的。唯一和亞洲不同的是,歐洲人多半從小會學一些樂器,他們 的音樂教育十分普及,在文化課程中也佔很大的比例。不過,這畢竟是他們自己的文化, 我覺得也是蠻合理的。


Q:您在歐洲的哪個國家演奏新音樂作品時覺得比較能被接受,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經驗?

江:我個人因為是從古典音樂走入新音樂,我在思想上理解也接受新音樂,但是在美學觀點上仍趨近於古典,所以我在選曲上會特別考慮觀眾的成份。只要是好的演出, 一般觀眾都能接受,音樂畢竟是時間的藝術,你如何在兩小時內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,取決於表演的藝術及演出的技術水準,至於是莫札特的音樂或是布列茲 (Pierre Boulez) 的音樂, 這並無太大差別。我個人印象最深的反倒是在中國演出新音樂的盛況,在武漢演出時,八百人的音樂廳竟然能座無虛席,讓我非常感動,新音樂在中國的發展值得我 們注意。


Q:會不會計畫在歐洲演奏(或推廣)台灣近代或當代音樂家的作品?

江:我已持續在歐洲的音樂會中穿插華人的當代作品。今年暑假, 我甚至大膽的在科隆室內歌劇院中,舉行一場東方現代音樂會, 曲目當然也包含了台灣作曲家的作品 (比如潘皇龍教授的作品),這對歐洲人來說,是個非常奇妙的聽覺經歷。


Q:您任職新音樂歌劇的藝術總監,主要的工作內容是?

江:科隆室 內歌劇院相較於一般歌劇院,規模和場地都比較小,所以舉凡在科隆當地的演出都是以鋼琴代替整個管弦樂團。我的工作是負責新音樂歌劇的演出,必須指導所有歌手,並在演出時彈鋼琴總譜。基本上這完全是一位指揮的工作,也是許多指揮家想進大歌劇院的跳板。我是在2007年臨時代理一位指揮及作曲家, 在兩星期內負責所有的演出,因著當時的表現,使我獲得了為現代歌劇演出擔任音樂總監的機會,也讓我得到一般鋼琴家不會接觸到的範圍,學習到許多劇院的生態以及挑選訓練歌手的方法。


Q:您在台灣的音樂會中有演奏新音樂嗎?迴響如何?就你所知台灣目前的音樂環境有沒有人在做推廣新音樂這個部分?

江: 當然,我在台灣的音樂會,都耕耘於新音樂這塊土地上。我想對愛好音樂的知識分子來說,能現場聽到現代音樂史上作曲家的曲子, 應該是件令人興奮的事。 在台灣一直有許多作曲家們,默默地在做推廣新音樂的事, 只是大眾在這商業利益導向的社會中, 很容易被淹沒而聽不見文化上發出的聲音。


Q:您在台灣想如何推廣新音樂?

江: 我覺得推廣新音樂最有成效的做法,就是辦音樂節與研習營。在歐洲已經有許多世界知名的新音樂節以及附屬的研習營, 例如 Klangspuren Festival (奧國音樂節), Lucerne Festival (瑞士音樂節), Acanthes Festival (法國音樂節), 以及 Darmstadt Ferienkurs (德國達姆城夏令營)等。這種集中式的做法,讓有興趣的人,可以很快且容易地找到學習與接觸的方向。至於這種方法是否能在台灣具體施行,我因為已離開這土地長達十六年之久, 無法作正確及客觀的市場評估與判斷。


2011  4月 德國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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